摘要
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着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哲学智慧，体与用的相互贯通构成其体用辩证法。从思想形成的历史逻辑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用辩证法从魂脉与根脉、源与流、内与外的辩证统一关系中作出了守正与创新关系的开拓性解答；从思想体系的理论逻辑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用辩证法以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为总纲，从扶正与祛邪、大党与强党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回答了新时代如何统筹管党治党与兴党强党的根本性问题。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实践逻辑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用辩证法通过以理定向、以理铸魂、以理促治，实现理论解释世界与实践改造世界的双向贯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
习近平党建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党的建设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这种体用辩证法内在于习近平党建思想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若干具体关系之中。在这些关系中，体用之间如何实现相互贯通，构成了需要进一步考察的学理问题。要回答好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对体用关系本身作出辨析。虽然体用关系包含理论与实践的维度，但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理论与实践关系。有论者指出，“十四个坚持”既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也是其“用”；从理论层面阐明根本原理和根本原则时表现为“体”，从实践层面确定具体措施和具体办法时体现为“用”。这一阐释恰好表明，同一范畴在不同视角下可以分属体用，体用关系的实质不在于是否涉及实践，而在于同一思想体系或同一实践过程中结构层次的分化。“体”承担规定性功能，规定某一思想或实践体系的基本性质和方向边界；“用”承担展开性功能，使这一根据性规定进入具体问题、形成方法路径和现实效能。据此考察习近平党建思想，其体用辩证法主要呈现为三个层面的贯通结构。在历史逻辑层面，破解了守正与创新关系之辩；在理论逻辑层面，深化了管党治党与兴党强党的辩证统一之理；在实践逻辑层面，彰显了贯通理论解释世界与实践改造世界的体用之效。
破解守正与创新关系之辩
从思想形成的历史逻辑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用辩证法从魂脉与根脉、源与流、内与外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回答了新时代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如何正确对待守正与创新的重大课题。这三对关系是思想形成中必须处理的体用难题。魂脉与根脉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融中扎牢根基；源与流要求在党的百余年自身建设历史经验与新时代伟大实践的贯通中确立方向；内与外要求在吸纳国外政党经验教训与坚持中国共产党自主创造性的贯通中开辟新局。三对关系体用一源，共同塑造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形态。
（一） 魂脉与根脉相融，破解中西体用之争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在回应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核心课题中实现了科学真理与文化基因的贯通转化，超越了中西体用之争。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党的建设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贯通中展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关于政党性质、宗旨、组织原则的基本原理明确了党的先锋队属性及其建设要求，体现了魂脉在党的建设领域的具体展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修身正己、民惟邦本、居安思危等政治智慧丰富了党的历史文化资源，是根脉对党的建设的具体滋养。然而，在近代以来的思想演进中，长期存在着“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二元框架，将外来理论与本土传统置于对立结构中。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创造，开创性破除了长期以来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作各自独立思想体系的认知，破解了中西理论谁为体、谁为用的功能之争。
就理论根基而言，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贯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明确了魂脉与根脉相融之“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在党的建设领域，这种结合集中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政治智慧的贯通。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两者关系从“中西体用”的对立转换为“魂根一体”的相融。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新时代党建理论提供了科学立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成果，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但这些思想资源的原有形态带有传统社会结构的历史印记。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对其进行理论重塑，使传统政治智慧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中获得新的理论生命。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提供了历史文化根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产生于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包含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普遍性真理，也带有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表达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包容性精神特质，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以鲜明的中国气派。在这场深刻的化学反应中，魂脉与根脉内在地融通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形态，为新时代党的建设奠定了深厚理论根基。
就现实展开而言，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回应新时代党的建设具体问题中持续激活两种资源，形成一系列标识性范畴，通达魂脉与根脉相融之“用”。其一，明确党的建设的根本出发点。这一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的政治理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道追求相融合，凝练出初心使命的根本标识，又以人民江山论揭示党的执政根基所在，使党的性质宗旨获得了兼具真理深度和文化厚度的理论形态。其二，拓展党的建设的实现方式。这一思想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批判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革新传统相融合，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要求获得了中国化时代化的解决方式。其三，丰富党的建设的治理布局。习近平党建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与中华传统的治理智慧相融合，确立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使管党治党的制度规范深植于中国文化心理。理论范畴的接续生成表明，魂脉与根脉的贯通逐步催生出一个持续产生新质理论的创造机制，实现了从材料拼凑向规律概括的跃升。由此，习近平党建思想激活了魂脉与根脉，成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鲜活呈现。
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魂脉与根脉的体用辩证法。“体”规定“用”，使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并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展现“体”，使魂脉与根脉在回应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问题中转化为具体的理论创造。二者贯通，突破了近代以来把外来理论与本土传统对立起来的思维框架。
（二）源与流相贯，连接历史与现实之脉
习近平党建思想将百余年党建经验创造性运用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在这一对关系中，“体”集中表现为对党的历史经验坚持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原则要求；“用”集中表现为历史经验在新时代条件下所获得的新的实现形态。由此，源在流的展开中延续生命，流在源的涵养中获得纵深。
习近平党建思想确立了源流贯通之“体”，在认识论层面指明了百年党建积累的规律性认识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历史资源。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提供了基本原理，但原理在中国的实现形态只能由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实践来塑造。历史经验中蕴含的规律性认识是党认识自身、建设自身、完善自身的基础，具有源头性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党建思想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党的建设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上，将历经检验的真理性认识提炼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命题。比如，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规律性认识；新时代条件下，习近平党建思想在思想建党的基础上，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强调要发挥好软硬两个约束的作用。这一思想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总结经验、把握规律，确保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时空更迭中始终保持根本性质。
习近平党建思想展开了源流贯通之“用”，将历史积淀的规律性认识作为指导实践的方法论工具。规律性认识是从历史经验中抽象出来的，保留了经过实践验证的原则内核，能够说明党的建设必须遵循的原则，但无法自动转化为现实中的行动要求。党的建设作为具体实践，总要在一定历史条件中展开。“密切联系群众”是一条被中国8实践验证过且符合国情的客观规律，但它本身不包含如何落实的具体路径。客观规律如果不能在新的条件下重新获得具体内容，就容易成为正确而无用的命题。要使客观规律产生实际效力，就必须将它置于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使普遍原则获得与时代条件相匹配的实现形态。在革命战争年代，党与群众共同面对生存威胁，“密切联系群众”通过同吃同住、扎根群众、发展群众组织等方式来实现。长期执政条件下，生存威胁消失，脱离群众的表现形式发生变化。习近平指出，“中央和国家机关居‘庙堂’之高，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一线”，强调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走好群众路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要求全党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调查研究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等，拓展了新时代贯彻群众路线的方法路径。
习近平党建思想在源与流的相贯中连接起历史与现实，既反对割断党的历史经验的“去体求用”，也反对把历史经验固定化的“守体废用”。历史经验因创造性运用而焕发生机，新时代实践因历史经验的涵养而具有稳固定力。源因流而生生不息，流因源而奔涌不竭，二者诠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在贯通历史根基与现实脉络过程中的体用辩证法。
(三) 内与外经验相鉴，把握自主创造与外部镜鉴之界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国外政党兴衰的经验教训为镜鉴，以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原理性创造为内源。在这一关系中，“体”表现为在吸收外部经验教训时坚持以我为主、自主创造，“用”呈现为在解决自身执政问题时为世界政党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外鉴经过批判性反思转化为内创的契机，内创在超越外鉴中形成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新认识。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用辩证法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与世界政党文明的交流融通关系。一方面，习近平党建思想由外到内，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置于世界政党兴衰成败的比较视野中加以把握，明确党的建设在吸收外部经验教训时坚持以我为主、自主创造。世界各政党的处境千差万别，不存在适用于一切政党的单一发展模式。但从政党运行的一般规律看，长期执政的党往往要面对价值纲领能否维系政治认同、组织体系能否保持整合能力、权力运行能否受到有效约束等共性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人民立场等是关乎政党性质的根本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汲取世界政党治乱兴衰的经验，防止把自身建设理解为孤立的国内事务。同时，这一思想不以外部模式替代自身道路探索，因为“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一国政党的成功经验不能直接当作普遍规律来搬用，他国政党的失败教训也不能直接转化为自身的行动禁令，必须坚持以我为主、自主创造。
另一方面，习近平党建思想由内向外，在解决中国大党长期执政难题时，既以宽广胸怀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也向世界贡献中国共产党的治党治国智慧。对于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历史事实，习近平从理想信念动摇、政治纪律松弛、党组织作用弱化等方面分析其原因，并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强调要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习近平党建思想提出，要不断完善党内法规体系，深化党和国家监督体制改革，持续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将世界政党兴衰的历史警示落实为加强自身建设的实践举措。同时，通过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等具体机制，同各国政党分享治党治国经验。在此过程中，坚持“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强加于人，也不封锁自守，将自主探索的实践成果转化为推动世界政党文明交流互鉴的实际行动。
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内与外的互鉴中推进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及其与世界政党的交流交往。以“体”确立“用”的边界，确保在吸收外来经验时不偏离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立场。同时，以“用”彰显“体”，使中国共产党的自主创造在回应人类共性问题时展现其世界意义。以我为主而不封闭自守，贡献于世界而不强加于人，中国与世界在政党治理领域相互镜鉴、彼此成就，彰显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握自我与他者之界的体用辩证法。
深化管党治党与兴党强党的辩证统一之理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从思想体系的理论逻辑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用辩证法以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为总纲，对这一时代课题作出解答。与此同时，作为该时代课题的两个基本维度，习近平党建思想从扶正与祛邪、大党与强党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回答了新时代如何统筹管党治党与兴党强党的根本性问题。这种整体有体用、内部亦贯通的严密逻辑，共同铸就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独具特色的体用结构。
（一） 在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的贯通中回答重大时代课题
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主体，也是建设主体。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体系，既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方向性问题，也回答了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路径性问题。前者归根到底要看党能否承担起领导责任，后者则是围绕巩固党的领导地位进行战略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体现出鲜明的体用辩证特质。
就明体而言，明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统合党的建设各项内容的根本前提。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以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为使命的先锋队，是为了领导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组织起来的先进组织。这一使命决定了党必须具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能力。党的领导的有效实现依赖于严密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规定了党内关系的基本秩序，要求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其中，全党服从中央是最高组织原则，也是保持全党团结统一和强大战斗力的根本保证，使党成为一个从中央到基层、从上到下高度统一的组织整体。习近平指出：“维护党中央权威，决不是一般问题和个人的事，而是方向性、原则性问题，是党性，是大局，关系党、民族、国家前途命运。”通过将维护党中央权威提升为关乎党性与大局的方向性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揭示了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不可动摇性，将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统合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前提之下。
就达用而言，通过党的自身锻造巩固党的领导地位，提升党的领导能力。习近平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指向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建设成效最终体现为党的领导能力的提升。但领导地位并不天然等同于领导能力，如果党的自身建设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党的领导就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治理能力。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党的领导要求系统化地贯穿于管党治党各领域各环节。比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党的领导提供根本政治保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使全党在共同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统一意志，为党的领导提供思想前提。此外还逐一明确了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等多方面要求。再比如，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将各项建设成果固化为长效机制，为党的领导能力提供稳定制度保障。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使各项建设要求在责任链条中落地执行，确保党的领导要求不悬空。由此可知，党的建设成效是党持续发挥领导作用的现实基础。
就体用贯通而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合了党的建设各项内容，明确了党的建设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党的各方面建设在实践中形成的实际成效，又不断确证这一根本原则的科学性。由此，明体所揭示的原则要求在达用中获得现实效力，达用所形成的实践成果也使明体的规定性得到进一步彰显，共同回答了新时代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
（二）在扶正与祛邪的协同发力中落实管党治党
在管党治党层面，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用辩证法通过同步开展培育积极因素与祛除消极因素的现实斗争，揭示了两种因素之间相互贯通的内在逻辑，最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管党治党之“体”，即管党治党必须通过扶正与祛邪的统一来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一规律性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先进性由此嵌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规定中。但这一规定不会自动保证党的现实状态始终符合先进性要求。“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积极因素蕴含着对于保持先进性的自觉追求，需要党组织有意识地维护。同时，“党内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一些老问题反弹回潮的可能始终存在，稍有松懈就会死灰复燃”，消极因素的滋生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基于此，习近平指出，“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揭示了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此消彼长的关系，强调必须坚持扶正与祛邪相统一。
习近平党建思想通达管党治党之“用”，将扶正与祛邪的要求落实到管党治党的具体领域之中。扶正重在巩固党的政治信仰、人民立场、优良作风等积极因素，祛邪重在识别并纠治可能导致背离党的性质宗旨、破坏党的组织肌体、损害党同群众联系的消极因素。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多层级的组织体系，从中央到基层每一层级都承担着不同的治理职责，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博弈贯穿其中，并且在不同领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由此，习近平党建思想提出了在各领域形成扶正与祛邪并举的行动框架。在作风建设中强调纠治“四风”和树立新风相结合；在干部管理中强调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在反腐败斗争中，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分别从惩治震慑、制度约束和思想教育入手，在压制消极因素的同时培育积极因素。通过一系列重要论断和实践部署，这一重要思想将扶正与祛邪熔铸为一体，形成完备的实践治理体系。
就体用贯通而言，习近平党建思想将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从一种静态的理论论断推进为一项需要通过持续治理来实现的动态实践。以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根本指向的规律性认识为开展管党治党各领域的实践提供价值导向，而培育积极因素和祛除消极因素的持续斗争在现实中不断强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彰显了这一重要思想在管党治党层面的体用辩证法。
（三） 在规模体量与质量效能并举中推进兴党强党
在兴党强党层面，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用辩证法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大党规模优势与强党能力锻造之间相互贯通的内在逻辑。
一方面，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庞大的组织体量与过硬的质量效能视为兴党强党的现实基础。在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都高度重视自身组织的发展，不断壮大党员队伍和基层党组织的规模，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网络。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党的基层组织达543．1万个。党的能力与党员人数相联系，但二者并不呈现为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列宁指出:“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党员数量，更取决于党员质量。”这就明确了党的建设不能只满足于规模体量。规模提供潜在力量，质量决定实际力量。由此，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大党的理解超出了数量意义上的组织扩张，提出了必须以质量建设加以支撑的现实要求。由此，规模体量与质量效能并举，构成习近平党建思想推进兴党强党之“体”。
另一方面，习近平党建思想在推进兴党强党的过程中谋划由大向强的部署安排。大党之大，意味着规模优势，也意味着治理难题。习近平指出，“大也有大的难处”，要求全党“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党员数量越多，保持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难度越大；组织覆盖越广，防范组织松散、纪律松弛的任务越重。正是在回应这些难题的过程中，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作为由大向强的关键环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调要“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党的二十大报告围绕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等作出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将质量要求贯穿于党的建设各领域各环节，在解决党内各种问题中实现从潜在力量到实际力量的转化，展现出这一思想推进兴党强党之“用”。
就体用贯通而言，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兴党强党不能仅追求数量扩张，必须要以质量为核心标准，进一步布局党的各方面建设，通过不断完善强党能力建设体系，促进规模体量在质量建设中发挥组织优势，质量建设在统筹规模体量中凝聚战斗力。
贯通理论解释世界与实践改造世界的体用之效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理论形态，在武装全党中逐步发挥出自身所具有的实践力量，而全党也在践行这一思想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对其的理解，实现了理论解释世界与实践改造世界的有机统一。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实践逻辑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通过把握政治认同与行动自觉、真理力量与人格力量、治党与治国的辩证统一关系，在以理定向、以理铸魂、以理促治的展开中彰显体用贯通的实践品格。
（一） 以理定向，促进政治认同与行动自觉相统一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用辩证法贯通理论清醒与政治坚定，促进政治认同与行动自觉相统一。
就明体而言，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了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从理论上阐明了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地位，为全党建立政治认同提供了认识论根基。政治属性规定着政党代表谁的利益、遵循何种原则、朝向何种目标，构成政党全部行为的逻辑起点。政治建设通过强化这一政治属性，使成员始终坚守自身的阶级立场，保持组织的政治方向。习近平党建思想通过揭示政治建设对其他各项建设的统摄逻辑，在高度的理论清醒中确立了其首要地位。“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这就是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的道理所在。”习近平从关系政党存亡的高度，将政治建设从党的建设一般环节中提升出来，厘清了政治建设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的逻辑关系，明确其对党的性质、方向和整体建设的规定作用。习近平党建思想使全党明确了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重要性，强调通过自觉把握党的建设规律建立政治认同。
就达用而言，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理论上的清醒需在政治坚定中加以巩固，将政治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转化为明确的政治要求。这一思想要求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使政治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获得实践展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强调革命与执政实践具有高度的集中性。列宁系统论证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内在关系，强调无产阶级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经验的“领袖集团”来主持的。习近平党建思想将这一原理运用于党的现实状况，指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需要有明确的领导核心和共同的思想旗帜作为政治认同与行动统一的依托。权威如果只停留在原则层面而没有具体指向，维护就会流于对抽象概念的表态。由此，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求全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即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党在践行“两个维护”的过程中，以维护核心、贯彻决策的实际成效保持了党的团结统一。随着认识的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要求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两个确立”将“两个维护”所要求的政治认同进一步凝结为更具体的认识对象，解决了维护谁、遵循什么这一根本问题，使政治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获得了完整的实践展开。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理论上的清醒确立政治方向，以行动上的自觉使方向落地生根，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政治认同与行动自觉的循环深化中实现以理定向。
（二） 以理铸魂，促进真理力量与人格力量相统一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用辩证法贯通理论武装与党性锤炼，促进真理力量与人格力量相统一。
一方面，习近平党建思想注重以科学理论筑牢共产党人的精神根基。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行为的正确性首先依赖于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对客观规律的真理性把握，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复杂执政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的根本保证，能够推动全党抵御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渗透，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这一规律，把“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坚守和发展中，不断认识时代变化、回应现实问题、总结实践经验，并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但真理力量如果不能进入党员干部的主观世界，就只是外在于人的客观知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真理掌握群众的过程，也是党员在理论学习中获得理性认识、在实践锻炼中将真理内化为信念、在长期践行中将真理固化为品格的完整过程。真理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理想信念提供理性根基；理想信念将对真理的认知转化为主体的精神支柱，真理力量经由理想信念的中介转化为人格力量。由此，真理力量规定人格力量的内涵，人格力量使真理力量获得现实载体，二者构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在真理与人格问题上的规律性认识，构成这一关系之“体”。
另一方面，习近平党建思想着力推进党员干部的思想淬炼和行为锻造。这一思想突出理论武装对党的建设的引领作用，指出：“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这要求全党在理论学习中建立起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切实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夯实马克思主义政党坚不可摧的真理力量。同时，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党的创新理论贯彻到党性锤炼之中，要求党员干部把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同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从明确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到提出忠诚、干净、担当是新时代好干部的核心标准，从制定中央八项规定到坚持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这一系列论述推动规律性认识进入党员的行为领域，使客观的真理力量通过党性锤炼呈现为共产党人特有的人格力量。真理力量与人格力量的统一关系落实为实践方略，构成这一关系之“用”。
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真理力量与人格力量的体用贯通，真理力量在人格塑造中获得现实载体，人格力量在真理滋养中获得精神根基，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在理论武装与党性锤炼的统一中实现以理铸魂。
（三） 以理促治，促进治党与治国相统一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用辩证法贯通理论引领与治理实践，促进治党与治国相统一。
就明体来说，习近平党建思想揭示了党的建设关系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当前，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在社会主义方向下推进国家发展的整体实践，需要统筹全社会资源。承担这一历史任务的政治力量，必须能够把握方向、总揽全局、组织动员。中国共产党正是承担这一功能的政治力量。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就阐明了党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领导地位。党的领导覆盖国家治理各领域，党的组织体系嵌入国家治理各层级，党的干部队伍承担国家治理的具体执行。在明确党的领导地位的基础上，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揭示了党的自身建设与治国理政之间的贯通关系:“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锻造党，就是锻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建设由此从党内组织管理提升为治国理政的前提性工程，明确了以党的自身建设支撑国家建设、以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障强国复兴的根本要求。
就达用来说，习近平党建思想将治党与治国相统一的规律性认识在实践层面加以具体展开。强国建设是一场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领域的深刻社会变革，必须依靠具体的领导主体来统筹推动。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主体，如果不能在推动社会变革的同时推进自身建设，就难以驾驭社会变革中的复杂局面。只有刀刃向内，不断解决各方面存在的短板，才能切实提高党领导社会变革的能力。与此同时，现代化建设每进入一个新阶段，原有治理经验就可能出现与现实不适应的情况，由此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新要求。社会变革的深入会不断检验党的建设成效，并凸显出党在治国理政中需要继续加强的环节。党在回应问题的过程中深化自身建设，又在引领社会变革的实践中验证自身成效。
习近平党建思想将治党与治国相统一的规律性认识转化为治理实践，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入、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在治党与治国的相互支撑中实现以理促治。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