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帝国主义论围绕着列宁帝国主义论展开了激烈论争，代表性观点有国家缺失论、阶段质疑论、创新不足论和经济还原论，这些诘难与列宁帝国主义论渐行渐远。国家缺失论割裂了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否定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具有相对自主性；阶段质疑论认为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已经消解了列宁的基本论断；创新不足论无视列宁与霍布森和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分殊，弱化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原创性；经济还原论不仅没有区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而且与经济关系优先法混为一谈。列宁对帝国主义经济实质的分析，为深刻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中的不变本质提供了理论指引。我们有必要在对新帝国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回应中，推动建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论。关键词：新帝国主义 列宁 《帝国主义论》 垄断资本主义 金融资本
帝国主义理论经过百余年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肇始于英国社会自由主义者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的《帝国主义》，结束于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构成帝国主义理论的开拓期。第二阶段在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基础上，由美国垄断资本学派的奠基者保罗·斯威齐(Paul M. Sweezy)、保罗·巴兰(Paul A. Baran)等人发展出新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并在90年代走向衰落。第三阶段兴起于全球化时代之后，尤其千禧年之际“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出版《帝国》一书，对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发起了挑战，而回应这一挑战的过程，又推动了帝国主义理论的复兴。在这一阶段，国际著名左翼学者利奥·帕尼奇(Leo Panitch)、萨姆·金丁(Sam Gindin)、当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等人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对帝国主义新形态进行了理论创新。他们的理论工作一方面建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对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特别是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反思和批判来确立自身的合法性。然而，不论是解构帝国主义概念的哈特、奈格里，还是提出“新帝国主义”的哈维，虽然也承认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深远影响，但都认为列宁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
所谓新帝国主义理论之“新”，既在于对帝国主义问题的概念重塑，也在于对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价值重估。新帝国主义论从理论形态上看，是相对于经典帝国主义理论而言的。就发展分期而言，可以追溯到新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时间上涵盖了帝国主义理论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从现实背景来看，当代资本主义出现“巨型垄断跨国公司”“美元和知识产权的垄断”“国际寡头同盟的新垄断”等新特征，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帝国主义也进入到新的发展时期，这一转变催生了从不同视角阐释资本主义当代新变化和帝国主义实践变化的“新帝国主义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帝国主义论针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完备性、解释力、原创性和方法论提出多重理论诘难，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国家缺失论、阶段质疑论、创新不足论和经济还原论。本文基于列宁《帝国主义论》对这四种观点予以回应，以期推动建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论。
一、列宁帝国主义论缺失国家维度吗？
新帝国主义论认为，列宁帝国主义论是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缺乏国家的政治维度，无法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例如，帕尼奇和金丁认为，由于经典帝国主义论存在国家理论的缺失，因此无法对非传统样态的美式帝国进行透彻分析。他们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勾勒的那种帝国主义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已被全球经济体系所超越，新帝国主义理论需要阐明美国国家机器如何发展出吸纳资本主义竞争对手的能力，并实现对“全球化”的监管与掌控，即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向全球各个角落的渗透。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是国家行为，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和结构，不能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经济危机理论中直接推导出来，而必须拓展资本主义国家理论，才能对美式帝国及其卫星国的关系予以合理解释。因此，“要理解帝国主义的本质，不仅需要经济理论，而且需要一个坚实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他们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往往“陷入工具主义”，即仅仅将国家视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忽略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可见，从政治学角度，新帝国主义论者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国家问题提出了诸多非议。然而，列宁帝国主义论真的缺失国家维度吗？
首先，列宁帝国主义论的主要目标是对帝国主义展开经济分析，并不等同于不重视或无视国家方面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迄今为止的帝国主义理论都只看到了帝国主义的表象，而没有注意到帝国主义的实质是国家权力的显现以及实现国内外资本循环的渴望。”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旨在对帝国主义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列宁说，“我们准备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作一个简要的、尽量通俗的阐述。至于非经济方面的问题，我们就不谈了，尽管这还是值得一谈的”。除了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分析应居于首要地位外，为应对当时俄国书报检查的需要，对国家的政治分析则是刻意回避的。即便如此，列宁在具体阐述帝国主义经济特点时，仍十分注重考察金融资本主导下的帝国主义国家形式，列宁说，“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大国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如殖民地半殖民地、商业殖民地、附属国等等。可见，列宁对国家的思考并不局限在帝国主义国家，其对复杂的过渡型国家问题的研究，启发了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在世界殖民体系瓦解之后，对外围、半外围国家和地区的关注。
其次，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有别于资产阶级国家观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不割裂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国家在其本质上是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在政治方面的职能体现，作为一种政治形式，承载的是经济关系的内容。因此，虽然列宁《帝国主义论》没有直接展开对国家的政治分析，但其对帝国主义经济实质的揭示，实际上也为进一步展开帝国主义国家分析奠定了基础。后来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代表性人物阿瑟·麦克尤恩(Arthur MacEwan)就运用了这种经济分析，拒绝主流经济学忽视经济与政治因素相互作用的假设。他从资本逐利性和扩张性的角度阐述了美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指出“虽然美国的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运作，但从最根本意义上说，它是一个经济现象”，得出“资本主义体制必然发展为帝国主义体制”“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以及由此派生的权力关系的国际化”的结论。
再次，就国家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不缺乏关于国家的深刻论述。《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都是涉及国家问题的经典文献。列宁更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基础上极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对国家的经典分析可集中见于《怎么办？》《国家与革命》《论国家》等系列文本。人们应在列宁的整体理论体系中审视其国家观，而非孤立地纠结于《帝国主义论》单一文本，更不能因此否定列宁国家观在帝国主义分析中所具有的支撑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帝国主义理论建立在国家理论或国家概念之上”，“列宁提出的金融资本概念具有鲜明的国家属性，即根植于特定的民族国家并受到国家的支持。正是这种特性催生了垄断集团间的竞争”。也就是说，帝国主义问题本身就蕴含在金融资本主导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中。
最后，关于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的质疑，实际上混淆了理论的发展与理论的缺失。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在西方学界的“普朗查斯-密利本德”之争，就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他们高度认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同时从经验和思想层面上挑战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主导地位”。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拉尔夫·密利本德(Ralph Miliband)在其代表作《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中，系统阐述了资本主义国家精英看似具有公共精神，实则依然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目的，揭示了国家中立说和多元民主论的背后，掩盖着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阶级统治的真相。希腊裔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尼科斯·普朗查斯(Nicos Poulantzas)吸收了列宁强调的国家权力就是统治阶级权力的思想，指出“阶级关系就是权力关系”，正式提出相对自主性命题，强调国家只有具有相对自主性，才能真正服务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他进一步强调，国家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并不是外在关系，国家本身就是阶级力量关系的集中体现。通过提出国家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学说，普朗查斯破解了所谓“国家主体论”与“国家工具论”之间的两难困境。这场著名论争揭示了现代国家相对自主性的来源和实质，极大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穿透力。因此，新帝国主义论者因《帝国主义论》侧重经济分析而断言列宁理论整体上“缺失国家维度”，并将其丰富的国家观简单归结为“工具主义”，是一种片面的、非历史的误读。
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吗？
列宁将帝国主义界定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经典论断在当代西方学界受到了诸多挑战与质疑。有人认为，“列宁所描绘的帝国主义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在跨国公司迅速增长的时代背景下，“后帝国主义”论者理查德·斯克拉（Richard L. Sklar）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最高阶段论已经失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它已经让位于国际公司资本主义”。哈特、奈格里也不认同最高阶段论，在他们看来，帝国“是一个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在其开放的、扩展的边界当中，这一统治机器不断加强对整个全球领域的统合”，已成为超越市场全球化的新的主权形式，帝国的统治不受领域限制。奈格里甚至直言，“民族国家的概念已经不再适用”，资本取而代之并重新定义一切。哈维则指出，全球格局已经形成了基于国家和帝国政治的“资本帝国主义”，剥夺性积累构成了这种当代新帝国主义实践的核心旨趣。帕尼奇和金丁认为，20世纪的帝国主义并非资本主义的“最高”或“最后”阶段，反而更像是全球资本主义治理结构形成的一个“早期”阶段。
尽管上述批评声音强劲，但有众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列宁的理论框架非但并未过时，其解释力在当代还进一步增强。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指出，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本质，新自由主义实则是与垄断金融资本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加拿大左翼政治经济学家格雷戈里·阿尔伯(Gregory Albo)指出，帝国主义问题依然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根本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时期以来，帝国之间的“不平衡相互依存”的关系持续紧张，新帝国主义加剧了帝国主义链条内部的支配关系。这也恰恰印证了列宁曾经阐明的，资本主义具有的不平衡发展趋势会更为显著。如图1所示，进入21世纪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化使经济严重失衡，经济衰退明显，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矛盾扩大，这些帝国主义的经济新变化充分显现了列宁揭示的帝国主义的深刻矛盾。实际上，资本全球流动形成的所谓跨国资本主义新阶段，各种国际组织和跨国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资本主义集团如七国集团等全新的跨国国家形式的出现与增多，正是为了应对资本积累危机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重构的必然结果。新帝国主义不仅充斥着劳资矛盾激化的潜在冲突，而且充斥着区域矛盾和国际矛盾升级的隐蔽对抗。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体系不仅没有消除竞争，反而加剧了竞争。
西方左翼学者也对哈特、奈格里的《帝国》提出了批判，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认为他们缺乏对全球经济变化过程中应对新问题的措施分析，提出要真正解决问题就必须“回到列宁”。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认为现代社会充斥着对文明病的迷恋，而行动的列宁才是净化现实的一剂良药。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强调，美国虽然没有公开吞并海外领土，但其外交政策仍然具有帝国主义特性。美国遍布全球的军队、间谍和特种部队，就是活生生的帝国主义势力。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直言，“哈特和奈格里被全球金融的非正式性和非物质性表象所蒙蔽，误以为我们生活在去中心化的帝国时代”。还有学者针对“后帝国主义论”指出，得出资本主义的后帝国主义阶段完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结论，“如果我们只是一味想证明这是一个新的、根本不同的时代，那么，后帝国主义的论断就是错误的，因为它忽视了真正现实中的社会关系”。
与“后马克思主义”者和“后帝国主义论”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论断的一味否定不同，美国垄断资本学派、社会积累结构学派和法国调节学派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世界掀起了资本主义阶段论的研究高潮。“所谓阶段论或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分析是由列宁开创的”，列宁帝国主义论所确立的经济分析范式，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诊断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由此呈现出三种发展趋向：第一，垄断资本学派的斯威齐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专门辟出“帝国主义”部分，通过详尽的理论分析“论证列宁的帝国主义概念的一贯性和适当性”，不仅“通盘地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最后阶段的各种特点的出现”，而且结合列宁的帝国主义定义和特征，“对帝国主义的性质和后果予以更大的注意”。斯威齐和巴兰合著的《垄断资本》充分肯定了列宁“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垄断所占的统治地位”的重视，并“以最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为基础”，进一步“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有系统的分析”，揭示了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停滞趋势的必然性。继《垄断资本》之后，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哈利·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的《帝国主义时代》和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哈利·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的《劳动与垄断资本》推进了对资本主义阶段的多维分析。马格多夫指认道：“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的焦点，就是把将近十九世纪末出现的帝国主义划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马格多夫进一步探讨了帝国主义的现代特征，强调各大公司的资本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布雷弗曼则考察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过程，弥补了斯威齐和巴兰没有系统探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各种技术变化对工作性质、工人阶级的组成与分化、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等方面产生的影响等。
第二，以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为代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派，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制度分析。这种分析强调以制度体系为中介，发展出一种介于抽象理论与具体历史之间的中间层次理论，尝试打通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运动规律与列宁确立的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一样，调节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系列不同的阶段，每一阶段都以一种特定形式的积累过程为特征，这些特定形式的积累过程嵌入一套特定的制度之中”。两大学派同中有异，都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但对19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有不同划分，对经济危机的产生以及克服危机的制度形成过程也有不同理解。调节学派的倡导者米歇尔·阿格列塔(Michel Aglietta)认为“理论上最关键的过程毋宁存在于资本一般的再生产条件的根本变化”，主张通过雇佣劳动关系的变化界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特征。在调节学派内部，以罗伯特·布瓦耶(Robert Boyer)为代表的巴黎学派“试图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之外另辟蹊径，与当代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互通声气”。社会积累结构学派奠基人大卫·戈登（David M. Gordon）旨在提出一种严格的阶段理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概念‘资本积累的阶段’进行概念化重新表达”，推进了希法亭、列宁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研究。
第三，比利时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将《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具体历史相结合，强调资本主义长波运动具有总体综合特征，其研究“最接近于某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在《晚期资本主义》中，曼德尔指出：“所谓‘晚期资本主义’，决不是暗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已经有了变化，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分析发现成为过时。”正如列宁在《资本论》的基础上发展出帝国主义理论，“我们在今天也只能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基础上来试对晚期资本主义提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晚期资本主义只是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列宁所列举的帝国主义时期的各种特点，对晚期资本主义都仍然完全适用”。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中，曼德尔强调，“任何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长波理论，都只能是资本积累理论，换个说法，就是利润理论”。决定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根本运动，仍在于资本积累的固有矛盾与利润率变动。他指出，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也能解释长萧条期结束后平均利润率的突然高涨，从而再次强化了列宁的基本论断并未过时的看法。
在笔者看来，关于“最高阶段论”的当代论争，其核心分歧在于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如何辩证看待当代资本主义所呈现的“垂而不死”的复杂现象。其一，列宁将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指的是最新阶段而不是最后阶段，是特殊阶段而不是一般阶段。列宁强调，“最新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因此新帝国主义不断涌现新的特征，恰恰印证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论断。不仅如此，列宁还提出，帝国主义“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所特有的”。而对列宁最高阶段论的非议，实则是用特殊取代一般，导致了将帝国主义自然化与非历史化的后果。
其二，列宁从本质层面揭示了帝国主义运行规律，这与现实中帝国主义究竟如何具体地灭亡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不能将本质与现象混为一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谈论的是趋势问题，这是通过对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论证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阐释的帝国主义的必然灭亡也是趋势问题，这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中也持续得到了相关数据支持。有研究显示，不仅全球利润率不断趋于下降，而且帝国主义集团GDP年实际增长率长期下降，与此相一致的是，帝国主义集团资本利润率同样长期下降（见图2），这为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停滞趋势的论断提供了实证支持。这表明，资本主义的崩溃和帝国主义的灭亡都是不可避免的。列宁指出，马克思《资本论》中科学揭示的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垄断已经成为现实，而垄断作为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决不能完全排除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用改良技术的办法可能降低生产费用和提高利润，这种可能性当然是促进着各种变化的。但是垄断所固有的停滞和腐朽的趋势仍旧在发生作用”，“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后帝国主义”抑或“后马克思主义”都如出一辙地将规律本身和规律发生作用的方式混为一谈，犯了庸俗经济学“抓住了现象的外表来反对现象的规律”的错误。在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学是一门帝国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也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完成思想接力。
因此，新帝国主义论对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质疑实则经不起推敲。列宁的基本论断在21世纪不仅没有失效，而且体现得更为鲜明。比如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自然资本化方案，将“自然环境，非工业化经济和人类社会领域（人类）作为资本库，并将这些库存整理成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财产”，不断巩固其在国际贸易、自然资源获取等方面的霸权。美国白宫于2023年1月发布了为环境经济决策制定统计的国家战略，根据这一战略，将逐步把自然资本的衡量标准纳入官方经济统计数据，未来15年内建立可操作的自然资本账户。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ISD）2024年发布的报告中，“自然资本”及其有关衡量指标仍是核心领域。最新国际研究报告显示：“迄今为止，欧洲一直处于自然资本账户试点的最前沿，英国和荷兰处于领先地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自然生态纳入市场核算体系的经济帝国主义和生态霸权，不仅没有解决生态问题，反而将全球引向更深重的生态危机之中。不仅如此，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声称所谓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背后，从未弱化过军事威慑。“美国的战略最终是由军事力量支持的，这将全世界置于空前的危险之中，21世纪人类不可避免地面临‘毁灭还是革命’的选择”。必要时上升为局部战争冲突，帝国主义本性可谓暴露无遗。
综上所述，无论是经济上的金融化垄断、政治上的霸权行径与军事干预，还是生态上的掠夺性积累，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特征非但没有超越列宁的分析框架，反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最高阶段”论断的深刻印证。如果说“今天美国代表的资本主义是真正的垂死的资本主义”，那么“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恰恰证明了世界社会革命和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客观必然性”。
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有原创性吗？
所谓“创新不足论”认为，列宁帝国主义论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而非严肃的科学理论创作，在思想上缺乏显见的原创性。英国学者安东尼·布鲁厄（Anthony Brewer）指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很少的贡献，或者说没有贡献。它的理论内容是微不足道的，且来源于希法亭、布哈林和霍布森”。霍布森的《帝国主义》常被视为列宁理论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同时他也被看作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先驱。印度左翼学者普拉帕特·帕特奈克(Prabhat Patnaik)认为，列宁的分析只适用于1914年—1945年的情况，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资本主义而言，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现实解释力就大打折扣了。美国社会学学者威廉·罗宾逊(William I. Robinson)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分析以民族国家为基础，而当代垄断已经进入了跨国垄断的新阶段，列宁的分析已经过时。有人认为，列宁的古典帝国主义论基于消费不足论，而消费不足造成的资本扩张在今天已不复存在，福特主义的积累体系带来了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市场扩张的可能性“因此，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的另一个基本前提，即消费不足论，至少被暂时搁置了”。而当今资本主义面临的现实问题，更多地表现为通货膨胀、生产过剩以及供需失衡。在笔者看来，这些观点没有看到列宁帝国主义论与第二国际理论家、自由主义者的不同，从而消解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原创性和现实解释力。这种诘难本身，反而暴露出对列宁帝国主义论与其他帝国主义理论（如霍布森、第二国际）的系统性比较研究，仍是当前学界的一个薄弱环节。
第一，消费不足并不是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分析前提，而是霍布森的典型论断。“消费不足论”是在其与阿尔伯特·马默里(Albert F. Mummery)合作的《工业生理学》一书中提出来的。在霍布森看来，“国内资本的不合理分配。（金融家阶层对资本的）过度储蓄是帝国主义得以产生的经济根源”。由于过度储蓄导致资本供应过量，这就为资本输出提供了强大动力。金融资本家正是帝国引擎的发动者，绑架政府推行帝国主义政策。霍布森意识到金融家在实施帝国主义政策中的影响力，但对金融家本身的认识却很模糊。他仅仅在私人投资的意义上看待金融资本主义，认为国内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导致政府在国外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列宁则提出金融资本本身就是一种支配性和统治性权力的独到观点。不仅如此，列宁还深刻批评了霍布森“消费不足论”的局限性：资本输出作为帝国主义阶段的新特征，本质上是因为生产的相对过剩。霍布森将其归结于消费不足，就从生产领域转入了流通领域，走向了庸俗经济学。霍布森认为，帝国主义可以通过社会改革加以遏制，只要通过社会改革对财富进行公平分配，就会消除消费不足带来的经济不平等，国内市场的商品消费不足与资本过量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由此可见，列宁虽然吸收了霍布森的某些观察，但无论是在对金融资本本质的理解、对经济根源的分析（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还是在最终的解决方案（革命与改良）上，都实现了对霍布森自由主义立场的根本性超越和独创性发展。
第二，列宁帝国主义论不仅与第二国际理论家存在根本差异，并且对后者进行了深刻批判。面对帝国主义出现的新特征和新问题，第二国际理论阵营内部分化成左派、中派和右派。考茨基提出超帝国主义论，希法亭、布哈林、列宁都对这一修正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但列宁的批判最深刻。考茨基从工业民族对农业民族的征服和胜利的角度看待帝国主义，列宁指出，“考茨基的定义不仅是错误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还成了全面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那一整套观点的基础”；针对考茨基迷惑人心的超帝国主义论，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也就是霍布森比他早13年叫做国际帝国主义的那个东西”，这种冒充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比社会自由主义者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列宁不仅批判了考茨基、卢森堡从产业资本的角度分析帝国主义经济基础的错误，强调金融资本的支配性，还批判希法亭金融资本概念的不完全性，仅侧重于银行资本对工业资本的渗透和控制，忽视了金融资本形成的物质基础，更没有注意到金融资本不仅支配经济，还会形成金融寡头的统治。
第三，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创新性与生命力，更体现在其方法论对于把握资本主义当代新变化中不变本质的深刻指导性。在殖民地已经被瓜分殆尽的时代，列宁指出，“殖民主义的终止并不表明帝国主义的结束”，它通过剪息票、资本输出、垄断价格等方式，使帝国的统治和剥削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得到强化。旧殖民主义发展到尽头时，金融资本的力量却得以强化，金融资本帝国支配着全球。现在，列宁曾经深刻批判过的第二国际理论家的修正主义，尤其是考茨基“超帝国主义”的反动观点又摇身一变，借后帝国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死灰复燃，不是对帝国主义论的当代发展，而是一种倒退。后帝国主义论步考茨基“超帝国主义”之后尘，没有看到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和劳资关系之间的对抗性，从而无法找到破除帝国主义魔障的现实出路。实际上，不论资本主义的调节手段如何变化，劳资关系的根本对抗性没有改变，“利润和工资仍然是互成反比的”。资本的全球扩张远未终结，呈现出跨国公司垄断的新特点和对争夺全球市场的更大竞争。帝国主义新变种的不断增多，出现生态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数字帝国主义等多样新变种，恰恰说明帝国主义不断溢出政治经济领域，随着时代发展扩展到了精神文化乃至全球生态环境等一切领域。而这正是列宁所揭示的帝国主义垄断、寄生和扩张本质在当代的鲜明体现与必然结果，雄辩地证明了其理论框架的持久解释力与创新性。
四、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方法是经济还原论吗？
不论是国家理论缺失论的指责，还是对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诘难，抑或指摘列宁帝国主义论有失原创性，都根源于对列宁帝国主义论所运用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方法存在误读和认识偏颇。帕尼奇和金丁提出，古典帝国主义理论混淆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不同的范畴，列宁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对帝国主义进行认识，这种古典帝国主义论陷入了经济还原论的窠臼。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学派代表人物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经济视角无法解释帝国主义战略背后的原因。政治理论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提出，当今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美国所推行的帝国主义，并不是以经济利益为目标，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民主。除此之外，对古典帝国主义论的指摘还包括方法论上的所谓缺陷。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在《帝国主义几何学》中认为，霍布森、列宁所描述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类型，不具有历史普遍性。美帝国主义的扩张具有其独特的“宪政”与制度性特征，而德国历史上的扩张则更明显地延续了普鲁士的军事-领土主义传统，因此，阿瑞吉认为古典理论试图用一个单一框架解释所有帝国主义形态，犯了用特殊取代普遍的形而上学错误。
然而，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分析方法果真有误吗？在笔者看来，对列宁帝国主义论存在方法论缺陷的非难并不成立。首先，不能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混为一谈，这种有意识的区分发端于黑格尔，完成于马克思，列宁将其继承了下来。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强调，“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列宁《帝国主义论》对帝国主义经济实质的揭示，正是在叙述方式上的呈现，并不代表对帝国主义的研究缺失政治向度，不能用叙述方法否定研究方法，更不能因此判定列宁存在研究方法上的缺漏。更何况，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帝国主义定义时，明确指出在政治方面，帝国主义力图使用暴力和实行反动，列宁认为考茨基的帝国主义定义忽视了经济和政治的关联性。而在究竟如何给帝国主义下定义的问题上，列宁既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也“注意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通过纳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社会条件，跳出了纯粹经济概念的局限。因此，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分析范式缺失关于政治维度的指摘实则站不住脚。列宁绝非忽视政治维度，而是始终坚持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从经济实质出发来深刻地理解政治表现。
其次，不能将经济还原论与经济关系优先法混为一谈，从方法论基础而言，还原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正是唯物史观诞生之初便已超越的形而上学。有学者认为，《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俱已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重大突破——即对笛卡尔二元论、还原论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超越。而所谓经济还原论，恰恰是当代帝国主义理论的方法论缺陷。但列宁帝国主义论侧重经济分析，正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继承和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早就鲜明提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强调经济关系的优先性，是因为它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起决定作用，这并不否认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列宁指出：“我希望我这本小册子能有助于理解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经济问题，不研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认识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这意味着从经济实质来认识政治问题，并不存在脱离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的抽象政治，也不存在脱离生产关系和具体社会形态的抽象帝国主义。列宁通过对帝国主义经济实质的分析得出明确结论：“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敏锐把握到垄断资本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就是帝国主义。因此，那种强调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个范畴的观点就不攻自破。
再次，从方法论特色而言，列宁的帝国主义分析真正打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体现了整体性、系统性的辩证方法。正是通过唯物史观的运用，列宁揭示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是垄断资本主义；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深刻洞察，列宁能够超越同时代的思想家，揭露帝国主义的深刻矛盾，为唤起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从而为科学社会主义指明了现实的道路。新现实主义流派认为列宁的经济决定论无法解释当代美帝国主义，这恰恰陷入了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没有看到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巩固霸权的背后，依然是维护其经济利益。当代资本主义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如征收富人税、环境保护税、实施福利国家政策等等，恰恰体现出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增多。因此，认为列宁帝国主义论用个别取代一般的观点，不仅没有看到列宁在方法论上的整体性，而且没有从趋势性和过程性的角度正确把握帝国主义的历史限度。
最后，从方法论的实操性而言，列宁帝国主义论为我们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帝国主义提供了思想坐标。列宁强调，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就是向金融资本的过渡，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就是金融资本的时代。可见，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帝国主义，其实是三位一体的关系，金融资本的运作方式决定了帝国主义的行为逻辑。以此来看，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和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统治，只有深刻把握金融垄断资本的根本特性及其行为规律，才能科学分析当代新帝国主义的历史走向。资本本身就是一个矛盾，金融垄断资本作为资本自身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最为鲜活地体现了资本的悖论特性：金融垄断资本要的是统治不是自由，但是它并不能消除自由竞争，反正带来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金融资本只有服务于实体经济时才推动经济发展，但金融垄断资本发展的结果是脱离实体经济，避实就虚。世界经济近30年来，与金融资本崛起相伴随的是持续的“去工业化”进程。美国利用其美元霸权攫取全球财富，跨国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劳工套利”，也将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腐朽性展露无遗。列宁百年前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在当代新帝国主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金融垄断资本缔造的金融帝国正是建立在全球性寄生体系和不平衡发展之上，这个帝国主义自身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注定了金融垄断资本的极致成熟，就是这个帝国主义的成熟乃至过度成熟到腐烂的时候，各种衰亡的征兆就会显露出来，也印证了列宁科学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垂死性和过渡性。
综上所述，西方学界对列宁帝国主义论提出了诸多挑战，这些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人们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关注。但所谓新帝国主义论却并不是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继承与发展，而是逐渐背离。面对国家缺失论、阶段质疑论、创新不足论和经济还原论等诘难，应该在对其批判性回应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站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如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新帝国主义论的诸多论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却由于未能坚持列宁所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往往迷失于现象层面，反而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帝国主义本质的现实穿透力。实际上，列宁对帝国主义经济实质的分析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为我们准确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背景来看，金融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操控着实际主导权，作为帝国主义经济实质的垄断资本主义在当代得到了空前加强。资本积累造成的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仍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不断趋于下降，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转移危机，但危机终究无法消除的根源所在。“帝国主义再度成为焦点实属必然”，理解帝国主义不仅需要细致的实证研究，而且要求对其当代历史特殊性进行理论反思。在逆全球化现象不断涌现、全球治理危机日趋严峻的局势下，理论界面临着深化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的急迫任务。
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