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美两国的金融发展道路再次分流。美国的金融活动主导权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下由国家转向市场，中国始终保持了国家对于金融体系的主导。本文构建了一个将货币金融体系与资本积累模式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对中美两国金融发展道路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表明，中美金融发展道路再分流的本质是剥夺性积累与促进性积累的制度性分野。美国私人虚拟资本主导的金融发展道路，服务于金融资本从全球范围内抽取剩余价值，加剧了国际不平等与全球经济金融不稳定。中国国有生息资本主导的金融发展道路，将大量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当中，服务于中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建设，有效改善与提升了中国的禀赋条件与国民生活水平。中国以“金融主权+工业化”为导向的金融发展道路为后发国家打破“金融自由化+依附发展”的困境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借鉴。
[ 关键词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生息资本；虚拟资本；金融自由化；资本积累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深刻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逐步深化对于金融的认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金融世界观与方法论，提出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金融发展道路进行了科学总结，为建设金融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中国的金融发展道路与西方国家以金融深化理论为指导的金融发展道路有着本质的区别，为后发国家的金融发展道路选择与现代化追赶之路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借鉴。
对于广大的后发国家而言，选择正确的金融发展道路对于实现经济稳定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麦金农和肖等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曾经主导了后发国家对于金融发展道路的选择。金融深化理论主张后发国家选择金融自由化道路，认为政府应该减少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干预，放开利率和汇率，让其充分反映资金和外汇的实际供求情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但这一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却较少得到实践支持。以阿根廷、智利、泰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后金融脆弱性不降反升且危机频发，对本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相反，长期被认为存在金融抑制的中国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秉持着金融深化理念的美国也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金融市场崛起并主导了金融活动，改变了二战后美国国家对于金融活动的主导局面。中国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但始终保持了国家对于金融活动的主导，两国的金融发展道路出现了再次的分流。针对中美金融发展道路上的再分流，学界围绕着融资体系和实体经济两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考察。在融资体系的视角下，美国的金融市场以股票、债券与衍生品等直接融资为主，而中国是以银行贷款为代表的间接融资为主。在实体经济的视角下，美国在产业资本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后形成了以去工业化为特点的产业结构，第三产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不断增加。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形成了国际收支上较大盈余与企业较高投资水平为特征的特定发展阶段。这些研究指出了中美在融资体系与实体经济上的诸多差异，但没有进一步在理论上总结提炼两国金融发展道路的特征，也没有讨论两国金融发展道路再分流的深层原因。为何两国的发展模式与货币金融逻辑差异会如此之大？中美两国金融发展道路再分流的背后有着哪些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因素？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进一步深化认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与西方金融发展道路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建立了一个将货币金融与实体经济相结合的考察框架，考察了两国的货币金融体系如何服务于各自的现实资本积累需要。本文的核心揭示在于，中美金融发展道路再分流的本质是剥夺性积累与促进性积累的制度性分野——美国私人虚拟资本驱动全球财富掠夺，中国国有生息资本支撑工业化内生循环。两国金融发展道路的背后，资本积累的目的与方式有着显著区别。中国的金融发展道路反映了党中央领导下国有经济部门驱动的大量投资对国民经济水平的显著改善，将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服务于大多数人民而非资本，以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而非凌驾之上，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重要体现。
一、货币金融与资本积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一）马克思对货币金融与资本积累的考察
马克思货币金融理论的第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商品流通为核心考察货币金融，而不是以货币金融本身作为考察对象，从而将货币金融与实体经济相结合。马克思明确指出，“虽然货币运动只是商品流通的表现，但看起来商品流通反而只是货币运动的结果。”这即提出了不同于货币面纱论为代表的货币研究范式，将货币运动与商品运动进行统一考察，并且认为货币运动是由商品运动所驱动，而不是相反。从这一基本思路出发，考察货币金融的起点应该置于商品运动而不是货币金融本身，也即需要从实体经济的变化出发考察货币金融的变化。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金融本身并不产生剩余价值，而是分割产业资本产生的剩余价值作为利润来源的手段。因此，金融并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存在，也难以将金融-实体进行二分从而对金融单独考察。
马克思货币金融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是在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考察货币金融。马克思指出：“……货币代表着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对货币考察需要将其置于具体且特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下，货币执行的职能与扮演的角色十分不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据主导前，生产交换的目的更多是为了获取其他商品，商品的生产与流通过程体现为W-G-W，货币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执行最基本的交易媒介（流通手段）职能，并不是商品生产的起点与目的。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生产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货币成了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的起点，获取以货币为表现的利润也成为了生产的目的，商品的生产与流通过程体现为G-W-P...W’-G’。资本家使用自有货币购买机器、设备，雇佣劳动力完成商品的生产销售后，收回预付资本并获得相应的利润。此时货币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转化为货币资本，而不再是单纯的交易媒介。它承载着驱动生产进而获取剩余价值的重要职能。赵准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货币资本逐渐成为商品，货币还会转化为生息资本，以利息的方式从产业资本处分割剩余价值作为自身的利润来源。在更进一步的发展中，货币还将转化为以股票、债券和衍生品为代表的虚拟资本，以利息、股息以及资本利得等多种方式更加不受限制地从产业资本处分割剩余价值。虚拟资本摆脱了生息资本一样的货币实体，代表着一个想象中的资本，“……实际上都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
一般而言，货币资本更多对应了自筹资金的产业资本，生息资本对应了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体系，虚拟资本对应了以债券、股票与衍生品为代表的直接融资体系。不同形态的资本积累模式具有显著差异。对于产业资本而言，其利润的来源在于雇佣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在完成产品的生产销售过程后获得利润。对于生息资本而言，银行向企业贷款，由企业投资生产赚取利润后，银行再以利息的方式从利润中进行分割。对于虚拟资本而言，其利润来源则更加多元，既有债券利息为代表的利息收入，也有股票分红为代表的股息收入，以及包括衍生品在内的金融产品自身价格上涨带来的资本利得。表1对这些不同的生产关系下不同的货币金融运行逻辑进行了相应的总结归纳。流通中的货币永远都对应着商品与服务的交易，只对流通中的货币进行考察，难以区别出不同的货币在其中发挥的不同职能与背后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创见性地在社会生产的过程中以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对不同的货币金融类型进行了区分，指出货币在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下承担了不同角色，揭示出不同资本间相异的积累模式。
表1 不同生产关系下货币类型的划分及其特点
“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货币金融体系从货币资本走向生息资本与虚拟资本等更高级别的资本形态时，资本获取利润的方式变得愈发不受束缚。货币资本需要投资并雇佣工人进行生产；生息资本只需要将货币资本借贷出去，便能够以利息的方式从利润中进行分割；虚拟资本在生息资本的基础上，可以直接通过股息、资本利得的方式获取利润。相比之下，生息资本所能获得的利润往往受到了利率的限制。虚拟资本则突破了这一限制，通过股息与资本利得的方式能够使利润更为不受限制地增加。
（二）货币金融与资本积累的当代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持续提升与生产关系的不断扩张，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大大提升，资本积累的无限需求与自有资金的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推动着融资的社会化程度不断上升，金融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一方面，当前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体系依赖于金融体系的资金支持与资源协调；另一方面，金融体系又从社会生产体系中抽取大量的剩余价值。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主导关系。20世纪初，列宁、希法亭和卢森堡等人在马克思对货币、货币资本、生息资本与虚拟资本划分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资本的概念，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金融资本研究传统。这一时期的金融资本在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中占据了主导，构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根基，形成了高度的集中与垄断局面，导致资本输出与全球的殖民与剥削。
二战结束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对金融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国家拥有了金融活动的主导权，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构，重新使金融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20世纪8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监管放松与金融创新等多重因素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深刻转型，并使得金融活动的主导权再一次从国家转向市场。以银行间接融资形式为主导的传统金融体系格局被打破，以股票、债券等金融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形式主导了新的金融体系。以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和对冲基金为代表的结构化投资工具以及资产管理公司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崛起。这些金融工具突破了银行存款的货币实体形态，处于虚拟资本的层次。在金融资本被提出之时，其内涵构成主要为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处于生息资本的层次，利润来源以利息的形式为主，剥削程度受到了利息率的限制。以虚拟资本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新型金融资本通过重构产权关系、制造债务依赖、操纵资产价格和全球化掠夺等方式，使利润获取突破了利息的单一方式与利率的限制，剥削范围突破了生产领域的限制，扩展到再生产领域。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与金融自由化改革，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对发达国家经济上依附、金融上从属的局面。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下的资本积累已经成为生产性积累（剥削）和非生产性积累（剥夺）的统一，揭示出当前中心资本主义的活力主要不再源自剩余价值的生产而是掠夺剩余的能力，将这种生产过程与再生产过程中存在的系统性、持续性剥削称为剥夺性积累。
与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资本的演变方式不同，以中国为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则在过去的时间里逐步探索出了国有的金融资本形态，实现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金融资本的驾驭与监管。近代以来，伴随着经济上的大分流，中西双方的金融发展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当前中国金融发展道路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探索。在当时大量引入西方理论、制度与实践经验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立足国情，经过一系列的伟大斗争与实践探索，建立了货币主权，实现了在货币金融上对西方国家的“去依附”。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实现了对金融体系的掌控，并使其服务于我国的工业化建设，逐渐走出了一条“金融主权+工业化”导向的金融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后，我国通过国有金融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了对金融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重要转变。当前我国的金融资本已经成为推进国家现代化、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二、中美金融发展道路再分流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
（一）私人虚拟资本主导下的美国金融发展道路
20世纪80年代后，在金融深化理论主张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下，美国金融活动的主导权从奉行凯恩斯主义式的国家转向奉行新自由主义下的金融市场，逐渐走上了私人虚拟资本主导下的金融发展道路。金融市场的变革使得以基金为代表形式的虚拟资本逐渐占据了美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当前美国金融市场由贝莱德（BlackRock）、先锋（Vanguard）和道富（State Street）三家最大的私人资产管理公司组成的“三巨头”所主导。它们旗下的基金在金融市场上广泛投资于股票、债券与衍生品等金融产品，共同构成了88%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的最大股东，对美国乃至全球的政策制定与公司治理有着显著的影响力。虚拟资本的崛起使得股息+资本利得的获利方式成了美国金融资本当前最为主要的利润来源。从股息的视角来看，股息支付自1990年后迅速增加，而利息支出则不断下降，二者之间的差距逐年扩大（见图1）。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核心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金融化积累体制逐渐形成，公司的战略以分红和回购以确保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缩减与分配”为主，改变了二战后美国公司实行将赚取的利润用于扩大生产的“保留和再投资”战略。从资本利得的视角来看，以道琼斯指数为例，1929-1982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248点上升到1046点，总共上涨了约4倍。2022年最后一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为33147点，相比1982年上涨了约31倍。金融资本同样以资本利得的方式获取了大量利润。
图1：1960-2023年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股息与利息支出及其占GDP的比重（单位：万亿美元）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经作者计算而得
在美国工业生产比重逐渐下降的同时，金融部门的利润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爆发式增长。这种虚拟资本主导的积累模式并没有建立在其国内正常的生产与劳动之上，除了抽取国内的产业资本利润外，还对民众的既有财富与全球生产网络进行剥削，完成价值增殖与财富的积累。
在金融的广泛参与下，消费主义在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改变了以往的储蓄传统。资产证券化和信用衍生品等新型金融工具使得消费信贷市场扩大规模。这些金融工具使得贷款人能够将违约风险转化为可交易的金融产品，从而支持更大规模的消费者借贷。以美国数据为基础的经验研究表明，虚拟资本的利润不断增长的本质原因在于金融资本联合其他职能资本在金融化时代中对工人阶级开展的愈演愈烈的“超时间”“超空间”和“超界限”维度的剥削。以不断增加各部门的债务为典型手段，虚拟资本实现了对美国国内居民现在以及未来的现金流的剥削。
信息技术革命的快速发展使得远距离协调复杂生产过程成为可能，以美国为核心的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外包到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程分散至全球，全球生产网络逐渐形成。当前美国跨国公司主导了全球化的生产与贸易，其收入近乎一半来源于海外。美国跨国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通过离岸外包等方式向外转移产业资本，依托全球生产网络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创造利润，再通过金融手段实现对这些利润的占有和转移。金融资本一方面为产业资本的全球扩张提供融资支持，另一方面提供大量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品以对冲全球贸易中汇率、利率波动等金融风险，确保全球生产网络的稳定运行。在转移出去的产业资本创造出大量利润后，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垄断巨头依靠品牌、研发、专利、数据等无形资产从全球生产网络中抽取了大量利润，并将其转移至离岸金融中心等避税天堂进行避税，再通过购买金融资产实现利润从全球生产网络向全球金融市场的转移。
美国私人虚拟资本主导的金融发展道路突破了生息资本依靠利息的单一手段从生产领域获取利润的限制，以利息、股息与资本利得等多种方式从国内产业资本、国内居民部门以及全球生产网络中大量抽取利润，剥削过程从生产过程拓展到再生产过程，范围与程度都有着前所未有的上升。私人金融财富迅速膨胀，剥夺性积累的特征更加凸显。
（二）国有生息资本主导下的中国金融发展道路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进行了大量的市场化改革，但始终保持了国家对于金融体系的掌控，并在过去较长的时间中走向了国有生息资本主导下的金融发展道路。中国的融资体系以国有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方式为主导，银行存款在中国是占据绝对主导的金融产品（70%以上），但对于美国而言占比却不到20%。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商业银行重建、21世纪初期的商业银行改制后，当前中国的商业银行基本都采用了股份制的现代公司制度，市场化运营水平显著提升。但中国不仅没有在这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中失去对金融体系的掌控，还通过创造性的金融制度安排实现了对金融掌控力度的增加。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了中央汇金公司（汇金公司），对我国国有银行进行金融控股。2008年，财政部设立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公司）收购了汇金公司。从股权结构看，财政部通过掌控中投公司进而掌控汇金公司从而拥有了对六大国有商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光大银行的掌控。再算入各个地方政府控制的城商行等小型银行，中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基本上在我国财政部门的掌控领导下。
中国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体系内嵌于中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建设当中，为中国大规模投资进行融资，也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近代以来，将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实现工业化便是无数仁人志士的理想与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便开始了对工业化孜孜不倦地追求与推进。在对工业化目标的追求下，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化道路遵循生产资料部类优先发展的思路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特点是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国家指令性计划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中国在此阶段借鉴学习苏联经验，实行以国有体制主导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从而实行赶超战略。在改革开放后货币关系替代了计划指令，同时政府退出了直接的市场参与并不进行投资，从而转向驱动国有经济部门代替自身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国有经济部门所进行的投融资过程可以看作是在货币金融关系下中国政府对工业化战略的延续。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都处在工业化的建设进程中，快速实现资本积累是工业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以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国有生息资本与国有产业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极大地改善了基础设施等禀赋条件并提升了国民生活水平，同时也为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于中国而言，国有生息资本主导的金融发展道路为我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建设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党中央领导下国有的特殊属性，使得国有生息资本的投资生产可以不完全以单个资本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能够兼顾全局，将赚取的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使发展的成果由全民共享。这是一种能够带动改善全体国民生活水平的促进性积累模式。这种积累模式建立在正常的生产与劳动之上，通过增加产出与工人的劳动带来利润，同时工人也能通过工资从总产品中分享劳动成果。
（三）中美金融发展道路再分流带来的影响
中美之间金融发展道路的再分流有着资本积累模式的显著差异，两国的货币金融体系内嵌于不同的积累模式当中，带来了两国不同的经济表现。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中国的投资率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路波动上升，2000年以来基本维持在40%的水平之上。国有银行主导的融资体系为保持这一持续且高水平的投资率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支持。相比之下，美国的投资率长期以来总体围绕着20%的水平波动。
在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驱动的大量投融资行为下，中国的非金融企业部门常年处于净储蓄为负的状态（以国企为主导），但由此保证了居民部门为正的净储蓄。大量货币在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的贷款行为中创造出来，伴随着投资过程最终流入居民部门。这一过程建立在大量的投资生产行为基础之上，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资本存量，改善了基础设施现状（见图2左）。美国在宏观上则主要呈现出政府部门为负的净储蓄保证其他部门为正的净储蓄的重要特征。美国政府虽然也常年进行赤字支出，保障其他部门的资金净流入。但这一过程没有建立在驱动投资生产基础上，也没有切实地改善美国的资本存量与基础设施现状（见图2右）。
图2：中美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与海外部门净储蓄（1960-2020年），单位：（万亿人民币、万亿美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私人虚拟资本主导下的金融发展道路显著扩大了贫富差距。根据美联储发布的统计数据，2023年底美国居民部门的家庭净资产为156.2万亿美元，按1.3亿家庭计算，平均每户资产约120万美元。同时根据美联储对2022年的家庭财务分析，按净资产中位数计算，每户为19.2万美元。美国居民的家庭净资产分布大致符合对数分布规律。以此为基础进行的对数曲线拟合测算结果表明，美国家庭净资产的众数为5500美元。这意味着在虚拟资本主导的积累模式中，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绝大部分的美国居民并没有在虚拟资本的积累过程中获利，贫富差距日益拉大。
中国国有生息资本主导的金融发展道路适应于党中央领导下的新中国对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建设需求，逐利性相对较低。国有产权的特殊性质使得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的利润也能继续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从而改善基础设施与禀赋结构，更好地实现工业化建设，同时提升国民的生活水平。美国以虚拟资本主导的剥夺性积累模式，其目的是服务于金融资本的利润追求，甚至可以直接绕过利润的生产过程直接对产业资本、国内居民与全球生产网络抽取利润进而完成剥削。因此可以观察到，尽管美国的GDP依然处于增长的状态，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美国企业依然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但是大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平却不增反降，贫富悬殊的问题日益凸显。美国当前获取的新增利润不仅不能让大多数人共享，大部分人的存量财富都难以逃脱被剥削的命运。
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走上了私人虚拟资本主导的金融发展道路后，“金融资本暴露出明显的垄断性、掠夺性和脆弱性，不仅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而且屡次引发经济金融危机。”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现象与金融不稳定的趋势。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与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市场体系下，不稳定的金融风险往往会被中心国家转嫁给外围国家，造成外围国家的金融动荡。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自由化不仅没对解决两极分化、阶层固化等问题起到正面帮助，还往往助推这些问题愈演愈烈使其陷入了“金融自由化+依附发展”的困境。
三、中美金融发展道路的进一步对比
中国在金融发展道路上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在金融工作由谁主导、金融发展道路为谁服务、金融活动怎样服务等问题上与美国相比均有着显著的差异，不仅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也为后发国家的金融发展道路选择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借鉴。
（一）金融工作由谁主导
私人主导下的金融资本总是有着越过生产过程直接获得利润的冲动，为少部分人服务而忽视大多数人的利益。如不对其加以限制与规范，就会对经济社会产生危害。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权力随着金融自由化改革逐渐转移到私人资本手中后，私人资本开始深度参与政治，并在许多政治议题上发挥的影响日益增大。以三大资产管理公司为例，它们通过多元化投资与集中持股大幅增强了其对企业的控制，拥有着强大的社会掌控力，并且行为变得更加政治化。2017年，三大资产管理公司发起了增加公司董事会性别多样性的活动，直接导致美国公司在2019年的女性董事人数至少是2016年的2.5倍。同时，三大资产管理公司还围绕环保议题推动企业显著减少了碳排放。
党领导下的国有生息资本，逐利性相较于美国私人主导的虚拟资本较低，能够更好地实现国家的战略意志，服务于实体经济，提升国民生活水平。其关键在于党领导下的国有特性，能够更好地规范金融资本，而不在于生息资本与虚拟资本的不同。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实向虚”倾向，诸如理财产品等许多新型的金融产品不再被计入货币统计的范畴，逐渐摆脱了货币实体形式，带有明显的虚拟资本特征。这就更加要求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规范资本行为，防范经济脱实向虚，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与大多数人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但这并不意味着金融活动的主导权向金融市场转移。以政府引导基金为代表的在政府主导下的直接融资活动表明，直接融资的发展也可以在国家掌握主动权的情况下平稳运行。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金融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往往以欧美故事的“主流金融学”理论对中国的金融发展进行研究，但遭遇了诸多难以解释的“中国之谜”，主流的金融理论对于中国独特的金融故事的解释力具有不适用性[36]。究其根本，还是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有着本质区别，西方的金融理论在中国存在着一定的“水土不服”问题。
（二）金融发展道路为谁服务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进一步阐明了中西双方金融发展道路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不同。“西方现代化的最大弊端，就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服务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导致贫富差距大、两极分化严重。”西方的金融发展，是以资本为中心，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美国的金融机构与深度参与金融活动的跨国公司将大量利润用于私人分红与金融资产购买，没有用于扩大再生产当中，并没有使大多数人民享受到发展的红利。相比之下，中国的金融体系同样获取了大量利润，最终大部分却又反哺了实体经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被用于扩大再生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2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银行业的利润主要用于缴纳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分红、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利润留存补充资本。2011年，银行业缴纳的所得税占全国企业所得税总额的27.6%，同时，由于国有股占银行股的大部分，利润分红的大部分也归于国家所有，利润留存补充资本则提升了银行放贷能力，为进一步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资本金支持。浙商证券研究所2020年的研究报告中计算表明，2019年国内上市银行共1.7万亿元净利润，其中87%（1.2万亿补充资本+2809亿财政分红）用于了反哺实体经济。这些利润最终通过进一步驱动投资、带动就业、改善基础设施等多种方式使国民分享到了发展的成果。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不仅追求经济增长，还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分配进一步对过去几十年里发展中国家难以突破发达国家门槛的原因进行了总结：“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曾接近发达国家的门槛，却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长期陷入停滞状态，甚至严重倒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好两极分化、阶层固化等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还体现在中国金融发展要助力于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中美金融发展道路的重要区别并不在于通过生息资本还是虚拟资本的方式获取大量利润，而在于这些利润的使用是服务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还是少数资本的利益。只有在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才能真正实现金融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使金融发展能够惠及全体人民。
（三）金融活动怎样服务
逐利是资本的天性，私人金融资本更是如此，有着越过生产过程直接获利的冲动。国内外的事实表明，金融一旦失去了坚实的物质生产基础的支撑，便如同无源之水、无根之木，风险性与脆弱性将大大增加。伴随着发达国家经济金融化与去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非金融企业愈发依赖金融活动获取利润，投资愈发低迷，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40]，金融不稳定性不断积聚。美国不断加深的经济金融化趋势，通过虚拟资本从国内产业资本、国内民众与全球生产网络中抽取利润，不可避免地对实体投资产生了相应的挤出效应，加剧了实体经济的停滞。国际间不平等与全球经济金融不稳定也日益上升。
最近40多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危机频发。但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保证了相对稳定的经济金融发展局面。以稳定的金融局面保障经济金融的健康发展，以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金融的稳定，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过去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金融局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有效的融资支持，推动大量投资带动经济发展，有效地践行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通过经济发展保障了金融的稳定运行。
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化解金融风险，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在对金融和实体经济关系正确认识之上的一个伟大的实践与理论贡献。近年来中国一定程度的“脱实向虚”倾向已经对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实证研究则表明国有资本的介入有助于抑制民营企业金融化，有效纾解“脱实向虚”困境。展望未来，金融的发展依然需要坚守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根本宗旨，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通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保障金融稳定局面。
四、总结与启示
对于广大的后发国家而言，过去几十年的经验事实表明，发达国家给出的金融自由化道路能否真正帮助后发国家实现发展存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道路在助力后发国家实现经济发展上的成效并不显著，反而可能加剧其经济困境。相比之下，中国探索出的“金融主权+工业化”导向的金融发展道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摆脱“金融自由化+依附发展”导向的金融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借鉴。
中国通过国家对于金融体系的掌控，将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服务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建设等国家战略意志，有效改善了中国的禀赋条件与国民生活水平。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的金融发展道路在金融活动中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规范金融资本使其服务于实体经济和人民需求，确保金融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在避免金融“脱实向虚”上成效显著。
中国的金融发展经验表明，后发国家应立足自身国情，构建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金融体系，注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通过良性金融活动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从而有效促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来源：《经济学家》2025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