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所以能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是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为基础 ,这种契合性具有三重维度。一是历史维度上存在思想源头的激荡互通,中华文明具有文化融合的丰富经验;二是理论维度上具有内容旨趣的高度共鸣,两者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哲学层面同声相应; 三是实践维度上兼具面向现实的文化精神,不仅开辟出了文明互鉴的理空间,而且为解决现代性问题打开了发展新路。
关键词 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科学社会主义 契合性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①的重要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的丰富思想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究竟具有怎样的契合性? 这种契合性又该如何加以理解?
一、历史维度 : 思想源头的激荡互通
任何超越时代的思想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它脱胎于欧洲启蒙传统,而启蒙之初东学西渐,启蒙思想就曾受到东方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 , 一直 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③。伏尔泰、莱布尼茨、笛卡尔、狄德罗等著名启蒙思想家都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深刻认同其思想价值。而中华文明作为四大古老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过的文明,以其兼收并蓄和海纳百川的文化气象,也曾在中国思想史进程中留下了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的宝贵经验。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深刻影响,既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激荡的内在生命力,也将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推向了交流互鉴的历史性高度。
第一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就其主要构成而言,不论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空想社会主义,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些方面的影响和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 哲学的集大成者, 曾研究过中国历史文化,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颇多共通之处 ,黑格尔哲学又深刻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甚至马克思本人都认为: “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④又如法国重农学派也受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重要影响,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就十分痴迷于中国文化。“ 中国上古经济思想在西洋各国,确曾产生有相当之影响,尤以对于法国之重农学派为最显著”⑤ , 深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启发的法国重农学派则又直接影响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创立的劳动价值学说。
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起与中国传统文化颇多交集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也十分关注中国并写下了多篇有关中国问题的评论。比如《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1853 年)、《俄国的对华贸易》(1857年)、《波斯和中国》(1857年)、《英中条约》(1858年)、《新的对华战争》(1859年)、《对华贸易》 (1859年) 等系列文章。不仅如此,对中国的关注也伴随着马克思研究视角的深入。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 ,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 , 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 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⑥ 足见,古代中国对于世界历史的形成产生了巨大作用。无怪乎伏尔泰将中国看作世界历史的开端, 黑格尔指出“ 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⑦ ,马克思也充分肯定了古代中国的发明对于世界所产生的革命性变化，并且其对世界历史的把握已深入到政治经济学分析。
第二,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而言,中华传统文化历来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并且具有文化大融合的丰富经验。在中国思想史上,曾经出现过佛教、基督教等外来文化的传入,尤其是佛教文化的深刻冲击。然而,“中国文明经过长达数百年时间最后消化了印度佛教”⑧,从而成功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在吸纳佛教文化的思想进程中,中国文化展现出了强劲的整合之力与深邃智慧。先是魏晋之际以道接佛,使文明的对话与融通成为可能,进一步儒佛会通,又将儒家引向哲学深度,由此开启了理学新气象。两宋之时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思想大家喷薄而出,呈现了中华文化的勃勃生机,整个古代中国也在宋代走向了世界的最前列。
因而,站在更开阔的中国思想史视角,有助于深化对于“两个结合”问题的思考。中西文化之争由来已久,并不只是近百年来的问题。上溯千年,中华文化就曾吐故纳新,在遭遇外来文化冲击之时内求自新,有效实现了对 外来文化的整合,迎来了古代中国的空前盛世。只是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才占据了现代世界的主导地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张全盘西化论,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主张文化优越论,以张岱年为代表的国学大师则主张综合创新论。在积贫积弱的时代,近现代的思想大家力求文化图强,以捍卫民族的 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今天,如何基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文化传统,有效吸收西方文化并将其内化之,是当代仍在进行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文明曾经成功实现了本土思想与外来思想的融合,“历史上, 中国文明的形成,同样包含着文明融合的经验。它对于贯通理解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的进一步演变,乃至对近现代文化的转型都极为关键。”⑨以此来看,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深入推进“两个结合”,也直接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展开和对西方文明的积极扬弃,以此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三, 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观之,近代中国的思想先觉者在传播之初就注意两者融通, 也只有融通才能够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父孙中山是最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堪称倡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 结合的第一人，他当时注意到,近来欧洲盛行 的新文化和共产主义都是中国几千年前的旧东西。“我们中国的新青年,未曾过细考究中国的旧学说,便以为这些学说就是世界上顶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欧洲是最新的,在中国就有了几千年了。”⑩他在阐述“三民主义” 时,十分注重用中国固有的道德来提振民族精神,并把民权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强调民生就是共产主义。足见其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就是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有益养料,加之与马克 思主义结合的产物。清末著名思想家梁启超曾用中华传统文化的概念来比附社会主义思想,指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近人多能言之矣 , 此不缕缕”O11,一再强调社会主义作为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 社会主义的精神正是中国文化所固有的。“孔子讲的‘ 均无贫,和无寡 ’,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最精要的论据。我并没有丝毫附会。”OI2五四运动时期风云际会,涌现出来的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都不仅具有扎实的国学功底,而且十分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 寻求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接引,以使其更好在中 国大地扎根、传播并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与群众号召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父李大钊先生就曾以大同思想阐发共产主义,“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OI3。
由此可知,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所以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通,正是因为两者本身具有契合性 。正如习近 平指出的: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O14因此,马克思主义虽然脱胎于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但大道相通,它与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构成排斥与对立的关系,也不具有根本上的异质性。“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OI5中国传统文化中沉 淀的这些丰富思想,值得深入挖掘,以增进对“第二个结合”的学理思考。
二、理论维度 : 内容旨趣的高度共鸣
“第二个结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为基础,这种契合性是精神实质的和合融通而非字面意义的等量齐观,是价值层面的高度共鸣而非文化表象层面的简单耦合。“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体系,其中处于核心层次的是思想、意识、观念等,思想、意识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观念，一是思维方式,它们和世界观一样,历来是哲学的基本内容。”O16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是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因此,把握两者的契合性不能停留于字面解读,而要深入其思想内容所蕴含的精神实质和价值旨趣,不能止步于内容的粗浅比对,而要上升到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这样的哲学高度来把握两者的融通之处。
(一) 宇宙观的同气相求 : 天人之辩与唯 物辩证法
“哲学”一词本身是日本学者翻译过来的结果,中国文化并非没有哲学,只是没有用这个词而已。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里,中国哲学便是天人之学。天道学说即相当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宇宙论、自然观,人道学说则是关于人生根本问题的学说,主要内容是人生价值问题,相当于西方的伦理学。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OI7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便具有辩证特性。从本体论而言,中国哲学对于世界起源的系统认知,当推《周易》。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辩证法是一个翻译名词,如果用中国固有的名 ,可称为‘通变法’”O18。因此,不论是“一阴一阳之谓道”O19的通变思想还是“《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O20的变易之道,都体现了中国哲学的辩证精神。《周易》中蕴含的发展变化的世界观,构成古代朴素辩证法的思想源头。陈来先生指出:“《周易》中包含了丰富的变革思维,它主张世界本质上是不断变化的,人必须通晓世界的变化,才能认识世界;人不仅要认识这个变化的世界,还要推动变化的过程,成就这个世界的变化。”O21正是通过把握世界的本质是不断运动变化的,人才能更深地理解世界,这种强调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和唯物辩证法疑是相通的。无怪乎李约瑟提出,“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O22
以认识论而言,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思想源远流长,从孔子“敬鬼神而远之”O23、“子不语怪、力、乱、神”O24到王充的无神论,中国哲学的主流认知从来就不乏唯物主义的文化基 因 。从存在论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宇宙 观的哲学表达, 则以道家最有代表性。作为道家的代表性著作,“ 《道德经》 将探究‘宇宙之道’作为终极目的”O25,揭示了宇宙万物如 何起源及其运行法则等问题。但道家讲天道, 并不是主客二分, 而是天人合一,“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O26张岱年先生认为:“由于辩证思维的高度发展,中国没有产生西方近代所谓‘ 形上思维方式’。”O27因此,中国古代宇宙观的哲学表达是天人之辩, 并不孤立、割裂地对待天人关系。“天人合一”既是天人感应,也是天人相通,道家的天道更倾向一种自然法则。《道德经》 的“ 道法自然”O28, 《庄子》 的“人与天一也”O29,都在以道家哲学 的方式呈现着中国文化对于宇宙观的独特理解。而儒家的天道除了“自然之天”,还有“命运之天”和“ 德性之天”。这种从来不孤 立地看待客观自然的哲学态度,与马克思主哲学一贯强调的人化自然的看法可谓同气相求。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之辩,除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也蕴含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的统一,思维方式上更是破除了二元对立。
(二)天下观的旨趣相通: 天下为公与共产主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在天下观层面的价值主张相通,一是体现为家国天下与类意识的高度自觉。传统儒家的“天下”是家国同构的天下，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个体融入大共同体之中,本质上都是共同体的成员,这种共同体意识深嵌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结构之中。《礼记》有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一语道出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沉淀的古典浪漫主义与天下情怀。不论天下大同的 人文精神,还是天下一家的浩然襟怀,都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具有的类意识。正是 出于内在的仁爱精神和类本质的自觉,才愿意为了人类的解放与幸福而不断奋斗。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 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契合性,还体现为二者之间具有相互阐释的理论空间。共产主义作为人类高度解放的社会,作为人的历史的真正展开,也是对人的异化的积极扬弃,充分实现了人的类本质 。而儒家大同社会的理想,道家天人合一的寄托,也只有在扬弃了资本逻辑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成为现实,否则便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中国传统文化向往天下太平、人间和乐,科学社会主义则提供了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之间对抗性的社会变革方案,便是实现共产主义,两者可谓殊路同归。
二是呈现为革故鼎新与改变世界的实践精神,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注重现实与此世,而非将希望寄托于彼岸与来生。马克思主义一样将其理论焦点从天国回到人间,强调对于现 实世界的改造。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朝向现实的历史运动,并不在彼岸世界,而就在现实中生成。马克思主义具有关注现实的理论品格,并力求改进现实,这与传统文化中“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的精神是内在相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强调与实践联系,注重知行合一,而不是割裂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儒家的道德哲学也是要引向实践的,不仅个人修身实践,而且齐家的社会实践,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都囊括其中。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强调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实践转向,强调改造社会现实的哲学使命,也是旨趣相通的。不仅如此,儒家强调礼乐之治,是因为礼乐感通天地,也效法天地。正是出于对宇宙的 参悟,才自然地生出了天下情怀,并力求通过礼乐,从而感天动地,激荡互通。因此儒家把 礼乐文化提升到制度文明的高度,祖述商、汤、文、武, 向往三皇五帝时代的天下大治。而科学社会主义对于良序美俗的求取之道,对于提升思想境界的内在要求,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诉求等,都深度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
三是表现为絜矩之道与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传统儒家追求中庸之道,既是对宇宙天地的觉解,也是对社会生活的领悟。王夫之指出:“君子只于天理人情上絜著个均平方正之矩,使一国率而繇之。”以自新的精神来新民,求取大公之矩,并将絜矩之道推之天下,进而能与天地同流。其中体现出对理想人格的 追求,和共产主义社会强调公平正义和人文关怀的价值旨趣具有内在相通性。作为群经之首 的《周易》, 正是由于对天地的观照与洞察,才化育出中国古人对于道德修养的心灵自觉,正是因为“天”不仅只是一种客观自然,并且是有德的“ 天”,才要追求德配天地。因此有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5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与道德情感。而在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主张中,人能够脱离低级趣味与狭隘自我的限定,敢于追求人类幸福与自由王国的凛然大义。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其实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看重的行道得道、以身证道之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自由人联合体以他人的自由为前提,以他人的自我发展为自身发展的前 提,这也体现出一种追求社会公平的博大精神, 同样是儒家的君子人格所内在具有的一种 价值体认。
(三) 社会观的同声相应 : 民为邦本与群众史观
传统文化中的乐群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理念,都充分肯定人的社会属性。马克思 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人的考察从来不从原子式的个人出发, 而是强调人的社会性。所谓自私自利也并不是人的天性使然,而是根植于私有制的社会经济关系之中。因而中国文化中“ 仁”、“乐群”等思想本身,既体现了对个人主义的自觉超越,也充分体认了人的社会属性,这与西方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是完全不一样的致思取向。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核心是关于人生意义、人生价值、人生理想的基本观点,可以称为人本观点。所谓‘人本’,不是说人是世界之本,而是说人是社会生活之本。”这种人本思想又以儒家学说为代表,充分肯定人的内在价值和人格尊严,强调人的社会主体性和历史主动性。“自汉代以至明清,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居于正统地位,因而儒家的人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主导的作用”,正是在这种人本思想主导下,化育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9的社会责任感。这与唯物史观中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人的主观能动性等观点,不可谓不是同声相应。
不仅如此,民本思想与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也是相互贯通的。在传统儒家看来,内在的仁爱之心,在治国理政的理念上便体现为以民为贵,儒家尤其是孟子高度强调民本关怀。中国传统儒家所开启的道统自觉,冲破了政统的束缚,赋予民众以历史的主体性地位。不论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O40还是孟子的“天爵”、“天民”观,不论是宋儒“得君行道 ”还是王阳明“ 觉民行道”,都将民为邦本的道统思想一以贯之。在人道学说中,传统儒家也从未将真实情感与道德原则看成两回事,而是力求将道德原则还原为真实情感。就此有学者认为:“这一点与西方伦理思想相比,有极大的差异。西方多半强调道德原则至上,服从道德原则才是真正道德的表现”O41。因此 , 中国哲学从未将理念法则从现 实生活和有血有肉的个体身上抽离出来 , 建构一个脱离了感性生活的理性世界,而是保持了其面向现实生活本身的致思取向。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守旧,而是能够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中化孕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O42的人文精神。当政统构成对道统的威胁与禁锢的时候,打破旧制度,弘扬新文化,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内在要求。因此 , 强调群众史观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近代中国落地生 根 , 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顺应了旧中国变革的时代需要,而且呼应了中国传统文化打破君主专制政统、回归民本道统的脉搏跳动,由此构成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把握历史主动性,改造旧社会的深层文化链接。
( 四) 道德观的精神共鸣:仁义礼智与人类幸福
传统儒家讲求 “ 兴于诗, 立于礼 , 成 于 乐”O43的全人之学, 共产主义也以人的 自 由全 面发展为旨归 。在道德修养上 , 儒家传统历来 强调 “ 仁 者 爱 人 , 有 礼 者 敬 人 ”O44。仁 、义、 礼 、智这四端 , 经由孔子奠定了人性的基点 , 是一种规范意义上的人文塑造 。孔子之后 , 儒 家的理想主义者孟子将仁 、义发扬光大 , 儒家 的现实主义者荀子则将礼 、智的重要性凸显出 来 , 进一 步 丰 富 和 发 展 了 儒 家 的 思 想 体 系。 “ 在仁义礼智四德里面 , 仁当然毫无疑问是最 重要的 。如果我们讲孔子到孟子的人性论的变 化 , 应该说孟子的人性论的特点就是把以仁为 代表 的 儒 家 的德 性 , 明 确 肯 定 为 人 性 的 本 质。”O45孔子用仁 、义 、礼 、智作为道德规范 , 孟子则从 “ 四端说 ” 出发 , 进一步提供了论 证 。之所以人要成为有道德修养的人 , 正是内 在于人的自然本性 , 即人人都有恻隐之心 、羞 恶之心 、辞让之心 、是非之心 。在儒家看来 , 道德情操构成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 。天是 有德的天 , 因而君子的追求是德配天地 、内圣 外王 。也正因为道德建构与伦理规范的力量 , 人间才能成为一个良序美俗的社会 , 生活才能 充满幸福的意义 。在“ 知者不惑 , 仁者不忧 , 勇者不惧”O46的心灵世界中 , 才能 从 心 所 欲 , 因而道德修养也是通向自由的必经之路 。传统儒家重视道德塑造 , 旨在追求君子人格 , 那种 “ 己欲立而立人 , 己欲达而达人”O47的人文品 性 , 和共产主义社会“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 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O48遥相呼应。
因此 , 儒家礼乐成人 、内圣外王的修身思 想与共产主义内在包含了塑造全人的重任具有 内在融通性 。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 是一种洋溢着人文精神的学说 , 而不是出世的 宗教 。“ 中国古典哲学的大部分思想学说是讨 论关于人的问题的”O49, 对于人的价值给予了 充分关注 , 而马克思主义也是为了人类的幸福 和人自身的完善 。中国传统文化诉诸道德的完 善与人格的健全 , 君子之学便是全面的自由人 格教育 。儒家“ 在教育过程里 , 始终着眼在把 人变成全面发展的高尚的人”O50。某种程度上 而言 , 中国圣贤所追求的理想人格 , 也只有在 共产主义社会里 , 才能真正成为普遍现实 。马 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的实现 , 也有赖于 道德素质的普遍提高和精神觉悟的极大升华。 儒家学说在其规范的意义上最终一定会落实为 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 , 在个人修身的意义上会 落实为人格的健全与道德的完善 。传统儒家是 以人文代宗教的 , 这种古典的人文精神已经成 为一种绝响 。“儒学是世界上少有的以非宗教 的 、内在超越的方式安顿精神世界的成功模式 (有别于基督教 、佛教 、伊斯兰教)。”O51就此而 言 , 马克思直指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感情 , 可谓 将希腊文明的理性精神发扬到极致 , 马克思主 义的宗教批判精神与传统儒家以人文代宗教的 态度 , 不可谓不是殊途同归。
进一步而言,两者在思维方法上也是高度共鸣的。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O52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宗派主义毫不相同,“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O53。中国传统文化不论是对世界的观照还 是对人伦的沉思, 都强调系统的而非孤立的,整体的而非片面的, 辩证统一的而非形而上学的。这种思维方式又进一步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审美的而非宗教的,是艺术的而非科学的,是交融的而非两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求和合之道,马克思主义也对形而上学进行了彻底清算。“两个结合”的思想本身,就破除了两极对立的零和博弈思维,体现了相互成就的博大气象 。一言以蔽之 , 两者具有世界观的共同旨趣、价值观的精神共鸣、思维方法的内在共通。
三、实践维度 : 面向现实的文化精神
源远流长并传承至今的中华文明, 是世界 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存在 。概括而言 , 中国传 统文化有这样四个特点 , 一是对宇宙 、天地的 观察会落实为现实的人伦 , 不会割裂外部自然 与人自身的关系 , 讲求天人合一 , 德配天地。 二是对现实和此世的关注远远大过了对往生极 乐的兴趣 , 这种对世俗的自觉融入最终会落实 为务实的人生品性和对社会现实的担当与责任 感 , 对伦理道德的关注远远大于对纯粹思辨的 兴趣 。三是不割裂个人与社会 、国家的关系 , 而是行走在传统的人伦 、政治秩序之中 , 个人 价值的实现恰恰正是家国天下 。四是看重德性 的养成与人格的完善,对价值理性的青睐远远 多于对工具理性的追求 。这四点体现在传统文 化的宇宙观 、天下观 、社会观和道德观上 , 与 关注现实并力求改造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构成精 神上的强烈共鸣。在精神文化危机日益严峻、 现代性问题不断凸显的当代社会中 , 充满价值 理性和强烈人文精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愈加 具有出场的现实意义。
一是有力应对资本逻辑的现实需要 , 马克 思主义对资本逻辑进行了最深刻的批判 , 而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世界 , 是一个崇尚天道自 然和人的道德生活的世界 , 也是一个富有古典 情怀和理想气质的文化世界 。资本在无止尽地 追求价值增殖的过程中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 物质交换 , 造成了对自然不可逆的伤害 , 道家 的天人之辩与自然主义 , 构成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生态批判的传统文化资源 。儒家的义利之辩与德性追求 , 对于功利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 无疑是一剂精神良药 , 道德力量堪称中华传统 文化最重要的文化软实力 。习近平强调 , 深入 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 、重民 本 、守诚信 、崇正义 、尚和合 、求大同的时代 价值。O54传统文化沉淀的这些重要思想 , 无不闪 烁着德性文明的光辉色彩 。古代中国文明作为 轴心文明 , 在历史的流变中曾争鸣不已 , 中华 文脉从不曾断绝 ,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与外 来文化保持着交流 、开放与包容的态度 , 并能 够将其有效内化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 , 是开放的 、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 , 因而两者的结合本身也内在于其思想精 神中。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遇到诸多挑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O55。具体来看,躺平、摆烂、社畜、“报复性熬夜”,无不伴有虚无主义作祟的身影,其背后正是资本逻辑对社会生活广泛渗透与深度 参与的结果使然。货币拜物教支配了世俗人间的敏感神经,享乐主义的背后实则是消费社会的内在需要 , 充斥着利己主义的市民社会不可 能生长出人类情怀,理性经济人的现实土壤正 是商品经济的不断膨胀,资本普照之光下的文 明社会陷入了为生产而生产、为消费而消费、 为积累而积累的悖谬之中难以自拔。面对现代 性文明病之痛,正所谓穷则思变。“《 周易》的变易哲学不仅在历史上曾经是社会改革的理论依据, 也是中华民 族实践智慧的重要内容。”O56新时代的思想文化建设也需因时而变,只有通过“第二个结合”塑造文化自信,提振民族精,走出资本现代性迷障,才能以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唤醒当代青年投身于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梦想远征。
二是解决人类社会现实难题的需要 , 在普 遍充斥着焦虑 、躁动,身心难以安放的现代社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主张不仅能够精神共鸣,而且具有路径的互
补性 。马克思主义志在实现人类幸福,关注整体, 强调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建构, 而对于个体与内心的关系则不在重点探讨之列。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仁的内在精神要通过礼乐 文化的多样形式承载与体现出来,从而让仁的心怀扎根于日常生活之中。这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大众化与日常化也提供了方法上的借鉴。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文化对于个体身心 的安放 , 则有着莫大的意义。在人与自我的关系处理中,中国思想史上讲求明心见性的佛家 曾成为一种有效的文化接引,通过以无引空和引佛入儒,中国文化的思想景观中出现了作为 新道家的玄学与新儒家的理学,最终完成了佛学的中国化。如果说佛学的传入将中国传统文 化的哲学思辨引向更深层次,那么近代以来的 西学东渐,中华文明则面临着如何再次整合外 来文明 , 并在多元文化中呈现出自身的文化独特性和世界历史性的理论任务。
传统并不在过去,而是在现实之中。传统本身就具有延续性、当下性和现实性。O57黑格尔也曾有言:“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O58因此,传 统与现代并非割裂的,现代是传统的延续。作为四大文明中唯一不曾断绝的古老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为现代世界所需要,曾是新儒家抱定的信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民族的,而且是世界的,具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合、讲求中庸之道,历史上也有过王霸之辨。当今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依旧横行,甚至不惜大动干戈,诉诸战争暴力。如何有效解决国际治理难题,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很多重要的思想启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O59,资本操控的世界却要以其利润之神的独断意志凌驾于众生之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朝向现实的历史运动,在深受资本逻辑宰制的当代社会仍是正道沧桑。然而,正是因为有了天下为公的自觉关切,在民族国家依然林立的现代社会,面对公平赤字、财富鸿沟的人类社会治理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理念才得以横空出世。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解决当前世界治理难题的中国方案也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现实智慧。
三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需要。“第二个结合”实则是文明的交融互鉴, 这种融合正是建立在二者契合性的基础上。通过这种契合性的挖掘,要致力于寻找人类的共同价值 , 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 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精神。资本霸权逻辑主导 下的西方式现代化是一元和单向的,即东方从属于西方,农村从属于城市,这也是中国在近现代转型中遭遇过的精神阵痛。“中国人的现代经历中不幸的一面,是其暂时失去了对自身 传统的尊重,也否认了自己有化古纳新的权利。之后 ,这种健全的天性就一直遭受着挫辱。”O60在这个意义上,从对西方现代化的向外 追赶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求自新,正是文化自信的回归。资本逻辑的文化侵蚀渗透到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早熟的东方文化具有当代资本文明不可企及的崇高特征与理想品性,在物质财富高度积累而人类精神无家可归的现代性问题面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了充斥着资本悖论性的现代世界中不可多得的文明激流。
因此,“第二个结合”的实践逻辑内在包含着打破资本的霸权统治与文化殖民的现实使命,也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的精神动能。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中国人的现代化,这就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滋养。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不能直接照搬到现实,而必须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指导。比如传统的“ 富民”、“仁政”理念,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实现思想建党,形成有组织的力量,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理想和大同社会才能真正实现。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巨大成功,又为世界多极化和文明多样化的发展开辟出了光明的新路。
注释 :
①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 , 第 13 页。
②O55习近平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 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 , 第 18、5 页。
③ [英] 贝尔纳著 , 伍况甫 、彭家礼译 : 《 历 史上的科学 : 科学萌芽期》 (卷一) , 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 中文版序第 i 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0 卷 , 人民出版 社 1998 年版 , 第 277 页。
⑤ 唐庆增 : 《 中国经济思想史》, 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 , 第 440 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7 卷 , 人民出版 社 2019 年版 , 第 50 页。
⑦ [德] 黑格尔著 , 王造时译 : 《 历史哲学》,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2 年版 , 第 110 页。
⑧⑨ 金观涛 、刘青峰 : 《 中国思想史十讲》 (上卷) , 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 , 第 110、108 页。
⑩《孙中山全集》 第 1 卷 , 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 第 369 页。
OI1梁启超 :《饮冰室专集》 第 1 册 , 北京日报 出版社 2020 年版 , 第 218 页。
OI2梁启超 : 《 梁启超游记》, 东方出版社 2006 年版 , 第 49 页。
OI3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 第 2 卷 , 人民出版 社 2006 年版 , 第 286 页。
OI4O5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 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 , 第 232、213 页。
OI5张岱年 、程宜山 : 《 中国文化论争》, 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 第 156 页。
OI6张岱年 、程宜山 : 《 中国文化精神》, 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 第 150 页。
OI7[英] 李约瑟著 , 《 中国科学技术史》 翻译 小组译 :《 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 3 卷 , 科学出版社 1978 年版 , 第 337 页。
OI8O2778O49张岱年 : 《 中国国学传统》, 北京 大学 出 版 社 2016 年 版 , 第 136 - 137、137、121、121、5 页。
OI9O2025杨天才译注 : 《 周易》, 中华书局 2022 年版 , 第 571、610、682、8 页。
O21O45O50O56陈来 : 《儒学今读》, 四川人民出版 社 2021 年版 , 第 25、305、77、25 页。
O22[英] 李约瑟著 , 劳陇译 : 《 四海之内 : 东 方和西方对话》, 三联书店 1987 年版 , 第 67 页。
O23O24O43O46O47钱穆 : 《 论语新解》, 三联书店 2012 年版 , 第 142、166、188、222、149 页。
O250O57许纪霖 : 《 脉动中国》, 三联书店 2021 年版 , 第 238、62、34-35 页。
O26O28王弼注 , 楼宇烈校释 :《 老子道德经注》, 中华书局 2011 年版 , 第 66 页。
O29陈鼓应注译 :《庄子今注今译》 下册 , 商务 印书馆 2018 年版 , 第 600 页。
1王文锦 : 《 礼记译解》, 中华书局 2016 年 版 , 第 258 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 人民出版 社 2009 年版 , 第 502、501 页。
4王夫之 : 《 船山遗书》 第 7 册 , 中国书店 2016 年版 , 第 32 页。
9顾炎武 : 《 日知录》 ( 三) , 团结出版社2022 年版 , 第 1091 页。
O40王世舜 、王翠叶译注 : 《 尚书》, 中华书局 2012 年版 , 第 436 页。
O41龚鹏程 : 《 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 第 178 页。
O42周振甫 : 《 诗经译注》,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 第 363 页。
O44金良年 : 《 孟子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 , 第 131 页。
O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 ,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 第 53 页。
O51宋志明 : 《儒学转型与中国哲学精神》, 济 南出版社 2022 年版 , 第 221 页。
O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 第 664 页。
O53《列宁选集》 第 2 卷 ,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版 , 第 309 页。
O58[德] 黑格尔著 , 贺麟、王太庆等译 :《哲学 史讲演录》第 1 卷 , 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 , 第 8 页。
O59朱熹著 , 金良年今译 : 《 四书章句集注》 (上)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 , 第 46 页。
O60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ed. ) , The Unfol- ding of Neo-Confucianism, New York : Columbia Uni- versity Press, 1975 , p. 32.
